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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京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开始。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地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寻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东北不断拓展。历史如此发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有关。--> 自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渗透进城市肌理，馈赠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就已出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不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探索河流与城市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究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与水利规划的经典原则，也诠释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交叉点又最易从聚落崛起为城市。理论上，卢沟古渡附近与西山距离不远，又有临河之便，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起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泛滥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北京的滋养在早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时代，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东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东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高地上，诞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样子——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大字：“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就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还有威胁。古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大，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在实地考察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处修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周围农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据《刘靖碑》记载，戾陵堰的堰体结构是用装满大块卵石的‌荆条笼排列而成的，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辅助水坝。遇到山洪暴发时，洪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平缓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书改造带来的变化：每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总计灌溉区域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为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改变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毁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当年，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毁、重修，再冲毁、再重修，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脉络流淌，滋养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尝试。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认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几乎不可能。它的水量变化大，夏秋暴涨，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畅，还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发它的漕运功能？因为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巨大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都城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聚敛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和庞大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大量财富和粮食的消费。 当时，山东、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至通州，为了解决从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还原了当时河道的真实情况：“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不足成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设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地势高，水流湍急，并不适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要是趁机做坏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彻底堵塞它，原本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许可以重建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减少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直接关系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彻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水路畅通的迫切期待。 不过，失败只是历史的局部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自己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建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大规模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地势低洼，时常发生水患，不利于大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规划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为了大都的生命线。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解决运输问题，元代将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当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败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遗迹，让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可以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开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正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选择改造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西南汇入大河，以防止涨水突然涌入而造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长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它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区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员建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过去40余年。 当时，面对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反对，“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认为如果此水可用，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解决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由于“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计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过分段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大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为了给都城提供建材与物资，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之气候变化，下游河床泥沙严重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抗也达到了巅峰。史料中明确记载，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京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将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定”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散落在两岸，构成了一部人与河流对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探寻着共生的平衡点。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往来不息...... 【编辑:刘阳禾】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突破，遗传学成果已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为健康生育和疾病防治提供科学支持。我们常说的基因、DNA、染色体，就像一本精密的生命说明书，三者的协作决定了我们从外貌到健康的全部密码。--> DNA、基因和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不同层级载体，三者既协同工作又各司其职。 DNA，即脱氧核糖核酸。称得上是生命的“化学密码本”，负责存储和传递遗传信息，并指导蛋白质合成。 基因是DNA上具有特定功能的片段，通过编码蛋白质调控生物性状，如血型的表达，并参与生命活动。人类约有2万~2.5万个基因，仅占DNA总长度约1.5%。 染色体可以说是DNA的“高级打包形式”，是由DNA与蛋白质紧密缠绕形成的棒状结构。这种结构帮助DNA在细胞分裂时高效分配，避免遗传信息混乱。人类体细胞有23对染色体(共46条)，其中1对为性染色体(XX或XY)，其余22对为常染色体。 “男孩像妈 女孩像爸”有依据吗？ “男孩像妈妈，女孩像爸爸”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这可能来源于一些观察。但现在遗传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外貌、性格这些特征是父母基因复杂重组的结果。与性别相关只是概率事件，并非规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儿科主任 杨光：到底是父亲起主要作用还是母亲起主要作用？实际上这是一个综合的作用，看夫妻俩谁的基因更占显性的作用。 孩子从父母双方各继承50%的基因，但具体组合是随机的，可能更像父亲、母亲，或介于两者之间。但确实有一些显性遗传特征更容易遗传，比如双眼皮、卷发、高鼻梁等。另外，专家提醒大家，孩子的一些特殊表现不要归结于遗传而忽视。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儿科主任 杨光：比如有些孩子说话晚，很多家长小时候说话也晚，觉得这都是先天因素决定的。实际上如果发现一个孩子，到两岁、两岁半还不能说话，有可能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也有一些是孤独症的表现，这些都得专科医生来判断。早期干预可以提高预后效果。 80%遗传病患儿父母无症状？这个筛查要了解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研究显示，平均每个正常人都会携带2.8个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变异基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罗琼：一对夫妻如果他们的表型是正常的。所谓表型正常，就是外观、行为、认知等方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偏差。这类人做隐性携带基因筛查，主要是为了避免夫妻双方携带同一遗传病的同一致病基因位点。如果夫妻双方都携带该基因，他们结合后，胚胎或胎儿有1/4的可能性成为患儿。 专家所说的这种单基因隐性遗传病，包括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苯丙酮尿症(PKU)、部分遗传性耳聋等。数据显示，我国80%的单基因遗传病患儿父母无相关症状，属于隐性携带者。专家建议所有计划怀孕的夫妇，无论有无家族病史，均应进行孕前携带者筛查。 以下人群需优先筛查： 有单基因遗传病家族史或生育过患儿的夫妇 高龄备孕夫妇(女性≥35岁) 有不明原因流产、胎停史的夫妇 关于生育的3个认知 可能都是误区 “你这个毛病随爸爸了”“那个毛病像妈妈”是常见的民间说法。但这些所谓遗传的“常识”背后，从医学角度讲，隐藏着认识误区。 说法一：基因决定一切 后天努力没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儿科主任 杨光：包括体格的发育、智力的发育，都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遗传占主要的作用，环境因素也占30%左右。所以一些孩子，后天给他努力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一些促进发育的措施，他会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最优的成长。 说法二：女性高龄生育可能影响胎儿质量 男性高龄没关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罗琼：女性的高龄主要是影响卵子的减数分裂，所以导致胎儿染色体病的概率会比较大。父亲高龄导致基因新发突变的概率会高很多。但这个只是一个比例的问题，不是说父亲高龄一定会生出有基因病的孩子。 说法三：无痛分娩会影响孩子智力发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罗琼：实际上无痛分娩对孩子智力发育的影响是没有任何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的。因为无痛分娩(药物性镇痛分娩)的药是打在椎管内的，对母亲的一些神经产生暂时性的镇痛作用，但是它不会到达胎儿身上。 (总台央视记者 杨阳 史迎春 赵迎晨) 【编辑:刘阳禾】